《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反抗侵略、保国救亡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而呼声最强烈的,要数康有为和他发起的“公车上书”。

公元1895年,春夏之交的京城风沙四起,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是一个人们不出门的时节。可是,5月2日这一天,北京的大街上车来人往,煞是热闹,许多人着南腔北调的方言,在大街上边走边议论。乘车的、步行的,成群结队,前后相连足有一里路长。长龙般的队伍行进到都察院(清朝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的机构)门前停了下来,都察院门前顿时人挤车塞。原来这些身穿长袍马褂的人是各省来京赶考的举人,他们是特地到这里来递送奏章的。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呢?据说汉朝时,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备马车来回接送,因此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两字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

这次行动的领头人是著名维新领袖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代曾去过香港。他漫步街头,亲眼目睹香港的都市文明,真是大开眼界,感到英国人的确有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而清王朝的统治也实在腐败无能,于是萌生了用西方制度改造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思想。

公元1888年,康有为趁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一封《上皇帝书》,要光绪皇帝快快实行变法。由于顽固守旧的大臣阻拦,这封五千多字的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手中。但这一举动在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传了开来,康有为因此出了名。

转眼六年过去了。那一年是旧历甲午年,中国与日本打起了仗,结果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国,败给了弹丸之地的小日本,这使康有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

第二年3月,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一道北上京城考进士。隔了一个月,北京突然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人威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事先知道了条约中有割让台湾和赔款的条款,感到这个屈辱的条约万万不能签,便马上叫来广东和湖南两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于4月22日打头阵,到都察院去上书,要求拒签条约。与此同时,他和梁启超两人分头到一些大臣寓所,邀请他们参加拒签条约的请愿活动。经过他们的动员,许多国官员、社会名流,纷纷上奏,交都察院转送朝廷,一时递章的人们塞满大街,连上朝大臣的车辆都被包围得无法通过。台湾籍的举人得知家乡要被割让,更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康有为见群情沸腾,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于4月30日由他出面,召集十八省鞍京应考的举人在达智桥松筠庵开会,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大会后,康有为接受与会者重托,花了一天两夜的工夫,挥笔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写好后,派梁启超分送各省举人传阅。大家都很赞成康有为的观点,总共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名。5月2日,康有为又把浩浩荡荡的举人队伍,带往都察院去上书。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最终没能成功。因为朝廷里的投降派得到了风声,大为惊恐,生怕打破他们的卖国计划。当时有个叫孙毓汶的军机大臣就公开叫嚷:“如果不赶快议和,让日本人打来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财怎么得了啊!””>

慈禧太后也非常着急,赶忙叫光绪帝提前在和约上画押,以造成既成事实。都察院于是推说《马关条约》已经盖上了皇帝的御玺,无法挽回了,不肯代为递送请愿书。这次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连光绪帝那里也没有送到,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可是,“公车上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广泛流传,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要求变法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高涨。

康有为成了全中国的大名人,变法维新也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