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饮酒作诗,喜交友。天宝初,入长安,贺知章见了,称为谪仙人,荐于唐玄宗,待诏翰林。

他所作诗歌,总体风格豪放俊迈,清新飘逸,大气磅礴,气势十足。既反映了唐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神,极具漫主义情怀。

他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李白为何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

说法一:

李白生平里,有件事非常可疑。李白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李白自己说我是天才,天才哪有参加考试的?果真如此么? 唐代的一个读书人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唐代人要出人头地,通常有两条途径:你本来就是王公贵族的后人,可以享受政府特殊照顾。万一你不是这个出身,又想上进,正规的渠道就是考进士。

唐代的进士文化,对诗人的人格影响太大。哪些人诗写得雍容华贵,哪些人诗写得苦大仇深,都跟考进士有关。像王维那样一考就中的,诗肯定雍容华贵。诗写得苦大仇深,要么是没考上,要么起码八年抗战才考上的。杜甫的诗为什么苦大仇深?考了两次都没考上。孟郊更惨,考得心态都扭曲了。为了考进士倾家荡产,把家具都典当了,“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多伤心啊!孟郊46岁终于考上进士了,心花怒放地写了一首《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以前我是个无名的人,你们看不起我都是应该的。可现在我是新科进士,我要把长安所有的青楼逛遍,把所有的院头牌都叫过来陪我喝酒。

唐代考上进士之后,有两样最荣耀的事情:一个是慈恩塔上题名。白居易就写过“慈恩塔上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还有一个就是游街。放榜之后,所有的青楼都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都是新科状元来游。大把的钱往里头扔,我估计背后也有很多厂家赞助。当时的大族选女婿,都瞄着新科进士。因为你在唐代考取进士,如果又能做翰林的话,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做宰相。

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读书人必须走科举这条路。李白凭什么不走?当然他有自己的借口:我是天才,我懒得考进士。但这是托辞。实际上李白有难言之隐,跟他的身世有关。他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在唐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白居易年轻时候写过一组文章,叫《百道判》。唐代科举考试,到中唐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考进士要考你判案的能力。白居易特聪明,他自己做模拟题,就编了100个案例,然后事先把答案做好。其中有一道“判”,讨论的是:商人的儿子能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白居易说可以,他希望政策能够开明一点。白居易专门做这样一道模拟题,说明唐朝的惯例,商人的儿子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唐代考进士,先要通过资格审查。“政审”的时候,要注明:一、“郡县乡里名籍”,你是哪个地方人?二、“父祖官名”,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此外还规定,如果家里是做商业买卖的,或者关系比较近的亲属是做生意的,你就别来考进士。当然,罪犯的后人,更没有资格。

李白的身世,恰好两条都占了。一是罪人之后,二是商人之子。你想考进士,连门儿都没有。人都是这样的,你已经把我资格都剥夺了,我还奴颜卑膝地求你?天才李白绝不会这么干。李白就说,你不让我考,我还看不起你进士考试呢!我不考科举,我就靠自我炒作,炒出大名来,让你皇帝老儿亲自把我请过去。这是李白的情结。(摘自: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作者:檀作文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说法二: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一个标志人物,李白的能力毋庸置疑,那么,这么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为何终生不走科举道路,反而奔走豪门,通过“走后门”的途径进入仕途?

王元明说:有了“北门厄事件”这把“总钥匙”,这个扑朔迷离的千古疑案,一下子豁然开朗……”>

科举“大道如青天”,李白缘何“我独不得出”?

唐代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通过世代沿袭的方法垄断政权的落后传统,来自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和出身普通农家的底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终于有了出路,“朝为田舍郎,暮为状元公”,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通过科举取得入仕资格,成了唐代文人最普遍的选择,无论是杜甫、白居易,还是韩愈、柳宗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利用科举得到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像李贺那样,因为父亲名讳(李贺父亲名叫李晋肃,“晋肃”和“进士”声音相近,为避讳不能参加科举)而放弃科举的,可以说少而又少。

在整个文人阶层积极参与科举的热潮下,李白却偏偏特立独行,放弃科举,终日游走于达官贵族之门,希望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入仕途。这是为何?

对于这一奇怪现象,绝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李白心高气傲,“不屑于”走科举道路。

王元明认为这一说法很不妥当,放弃科举而去“走后门”,未必是因为心高气傲,在奔走豪门的过程中,李白往往是以牺牲尊严和人格为代价的。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最后,李白这样写道:“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王元明说:请大家仔细回味,“愿君侯惠以大遇”以后八句,李白说的何其慷慨,何其激昂;然而“若赫然作威”以下,李白说的何其无奈,何其悲愤!尤其是“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两句,多么凄凉,哪里有半点“心高气傲”?

排除了“心高气傲”的因素,唐代科举道路既然“大道如青天”,李白为何“我独不得出”?

身世不清,李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还是让我们回到“北门厄事件”这个切入点上。

王元明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科举考试的程序早已正规化、严格化了。朝廷明文规定: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经过地方官的严密审查并予以推荐,被推荐人不一定都是贵族子弟,但起码是品学兼优、家世清白的良家子弟。

通过对“北门厄事件”事件的分析,读者已经知道李白出身贫寒之家,本是斗鸡徒,曾经在斗鸡徒群殴中“手刃数人”,他又逃亡蛾眉山避难,隐姓埋名。像这样有过“劣迹”、家世不清的人,哪个地方官敢于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

另外,“北门厄事件”后,李白隐其真名真姓,自称“凉武昭王(李) 暠九世孙”,和唐代皇家同宗。李白这种说法,自己随便说说,别人姑妄听之可以,一旦对方较真,李白可就没招了。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发布诏书,续牒认亲。诏书中说:

“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联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着。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陽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见《唐会要》卷七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正是在天宝元年秋受诏入京的,“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异礼有加,命为待诏翰林”,处于仕途中最得意的时候。如果李白真是“凉武昭王(李) 暠九世孙”,那么按照辈分,他就是唐玄宗的族爷,皇帝还能不更加尊敬他、提拔他?可后来李白并没有和皇帝续家谱,也没有入宗正寺。这是因为李白本来并不姓李,无法较真。既然李白不敢续谱认亲,他说的“本家陇西人”,自然也属假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王元明“李白生于洛陽说”的正确

显而易见,李白并不是不想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无法通过地方官“政审”这一关。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转而寻求达官贵人推荐。

连救命恩人陆调也不敢推荐李白入仕

即使想通过达官贵人推荐的办法进入仕途,李白不清不楚的身世,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为了寻求进入仕途的推荐人,李白曾经写了《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赠张相镐二首》等大量寻求帮助的信函、诗歌,但大都泥牛入海,没有下文。值得注意的是,张镐曾经“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於朝,当时士咸归重之”(《新唐书·张相镐传》),以识人、荐人着称,但对于“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他却不肯推荐,应该和李白身世不清有关。

最具代表的是陆调。在“北门厄事件”中,陆调是李白的救命恩人。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2年),李白写作《叙旧赠江陽宰陆调》时,陆调官任江陽县令,就在张镐手下做官,但他既没有留李白在县衙做官,也没有向张镐或朝廷推荐李白。

原因很简单,陆调最了解李白的复杂身世,年轻时他可以凭义气救李白于危难,但随着年龄渐长和饱经世故,他对李白的态度可能会表面热情、内心冷淡了。后来,陆调官至袁州别驾,成为和张镐关系密切的“故吏”,肯定拥有推荐官员的权力,但他一直没有推荐李白。

王元明说,李白在诗中,曾多次写出人情世态:“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古风五十九首》),“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虽然这并不一定是针对陆调,但显然李白对陆调的态度也冷淡下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写作《叙旧赠江陽宰陆调》之后,李白再也没有和陆调有过交往,也没有再写一篇和陆调有关的诗文。

最初推荐李白的,居然是一位道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推荐李白的,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却是和官场有一定联系的道士吴筠。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吴筠的极力推荐下,朝廷下诏把李白征到首都长安,此时李白已经42岁。

王元明分析说:吴筠敢于第一个推荐李白,当然和李白才干超群有关。但更现实的因素,是因为吴筠作为出家人,即使推荐错了,他也不用担负什么责任,“无官一身轻”的他即使是李白家世不清的前提下,他敢推荐李白。

在长安期间,李白广泛奔走于社会名流、豪门贵族中间,或主动求见,或诗词唱和。李白的诗歌天才,不但得到了时任太子宾客、唐代著名文学家贺知章的赞扬和推荐,再加上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这才让李白供奉翰林,除了让他写一些宫廷诗歌,偶尔也让他起草一些诏告文件。

李白这种“剑走偏锋”的入仕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翰林学士这种闲职让李白感到苦闷彷徨,“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陰逝”;另一方面,李白“揄扬九重万乘主”的狂放格,得罪了当朝权贵,在唐玄宗信太监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诬蔑下,李白被“赐金放还”,从此离开了官场。

王元明说,从《叙旧赠江陽宰陆调》可以看出,即使李白当了“翰林学士”这样的高官,他也没有洗刷“北门厄事件”之耻,可见其对手或其后台的职务,应该比翰林学士要高。

由此可见,“北门厄事件”让李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而且极大影响了他的仕途,成了他一生的“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