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开反叛,挑起战端。播州之役历时114天,明王朝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之力,出兵24万,耗银约二百余万两,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的各方各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是明衰清兴的转折。

播州杨氏

至大明万历朝,杨氏在播州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传承了二十九代,历700余年。播州在贵州,四川交界之地,于唐代始设。杨氏先祖杨端,祖籍太原,因南诏国攻陷播州,杨端领兵收复,且在播州治政有方,颇得人心,故而杨氏一脉在播州落地生根。唐亡宋建,播州杨氏归附中央,于此置遵义军;到了元代,杨氏被封为“播国公”;大明洪武年间,杨氏再次内附,授播州宣慰使。至隆庆五年,杨应龙世袭父职。

相信对于土司的概念,大家都明白。其实就是元,明,清三朝对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集区,其原有统治文化的保留。因为西南,西北等地,民族结构复杂,道路艰险,社会经济效益低下,文化风俗迥异,中央政府很难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便往往对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其推选出来的地方主官,中央授予官职,对辖区有世袭的统治权。

说白了,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其实有点类似农奴制度。土司对辖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治下再根据不同的世族影响力和实力进行类似的“分封”。比如播州杨氏的播州宣慰司,其辖区还包括两个安抚司,六个长官司。而六个长官司分别由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把持,即为“把目”——少数民族小头领。

明朝中央对于土司制度的官职,又分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等,品秩由从三品由高而低。在播州,杨应龙和这些小头领,即历史上的五司七姓,共同组成了播州的统治阶层。这就是大战之前,播州的政治格局。

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的爱恨情仇

历史上,任何一个集权封建王朝的中央,都是不甘心自己对所属领土的治权被打折。大明也一样。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承袭元代旧制,在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明廷对于取得这些地方的完整治权,以中央派遣流官,推行中原汉家之法,代替土司世袭统治的决心一直都在,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改土归流”。只是终有明一代,大规模的推广和施行条件一直没有成熟。

很多土司对于中央政府是又爱又恨。恨,是因为土司制度的存在,是建立在承认大一统的前提下。且中央对土司多有管束,时常要求进献,甚至经常会因为一些“小瑕疵”,直接推翻某个土司的统治,改土归流;而爱呢,毕竟承认了土司在地方的统治地位,拥有一定的治权和军权,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在辖区内繁衍生息,并且有中央在大局上的掌控,地方土司和土司之间关系相对稳定,并且在朝贡上,经济贸易上,颇有所获。

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司都会尽力和明廷搞好关系。事实上,在这方面,播州杨氏其实一直都做的不错。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播州杨氏与明廷的关系其实一直很和谐,可以说双方都很注意彼此的面子。比如杨氏每年要去朝贡,去的晚了其所得赏赐就会被克扣。杨氏几次因为天气原因迟到,明廷也很少拿这个做文章,该给的照样给;播州杨氏有时候有点小动作,欺压下周边的部族,明廷也当看不见。有时候明廷要敲打下个别土司,播州杨氏总是积极响应号召,出兵出力。

甚至在战争爆发前,明神宗朱翊钧依旧对这杨应龙颇有好感,而杨应龙也的确非常识趣。《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四月,宣慰杨应龙地方进献大木七十根,内多美材,先经赏赐飞鱼彩段,加升职级亦云厚矣。要知道,宫里当时正缺木料修葺被大火焚毁的宫殿。万历十五年十月,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差长官何汉良等贡马二匹,庆贺万寿节。给赏如例。逢年过节,皇帝生日,送上好礼更是家常便饭。而在援朝抗倭战争爆发的时候,杨应龙曾主动表示过愿意带领五千土兵,赶赴朝鲜战场。

土司对于明廷,其实只有象征性的纳税义务,杨应龙的会来事,本质上还是从一个地方性土司讨好中央王朝皇帝的方向考虑的。杨应龙的出钱出兵,换来了明神宗的满意。杨应龙也非常得意。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播州杨氏将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做自己的“土皇帝”,平静安乐地繁衍生息。但为何双方最后却兵戎相见?

杨应龙的反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诸位如果翻看史料,会发现杨应龙的反叛,和播州五司七姓尖锐的矛盾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少数民族部族内部自己的权力斗争,只是杨应龙的手段过于刚猛,对五司七姓大开杀戒。同时,周边很多心怀不轨的土司对杨应龙的挑唆,导致事态一步一步升级。

五司七姓的族人逃离播州,跑到了贵州去告状,说杨应龙反叛。播州当时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四川,为何要跑到贵州?原因也简单,杨应龙和四川官场上的哥们混得熟啊,经常“礼尚往来”,而贵州官场杨应龙显然人头不熟。于是,四川官方给中央的意见是安抚杨应龙,贵州方面则把问题上纲上线,主剿。两省官方向中央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情一下子闹大了,杨应龙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然后中央就派官员来调查,当时给的结果就是罚钱了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应龙提出了要去朝鲜战场的要求。其实明廷也不想多事,一来,穷;二来,朝鲜那还打着呢,忙;三来,这事情其实就是播州的内部事务,犯不上大动干戈。可后来,新的四川巡抚上任,四川风云突变,一改之前的和谐,新巡抚上来就要对付杨应龙。杨应龙开始抗拒,这一抗拒,就把自己孤立, 等于同时对抗四川,贵州两省官场。于是,两省官场统一口径后,明廷绝对对播州杨氏用兵。

当时明神宗的原话被记录在《明实录》里:既不服堪问,难再姑息,该抚按官便宜擒治正法。既然杨应龙你抗拒,那便再难姑息,打吧。

这是史料里告诉我们,杨应龙反叛的过程。是不是觉得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杨应龙对五司七姓下手没这么狠,如果贵州官场没有向明廷告状,如果四川官场不换巡抚,是不是这场战争就能避免了?

播州之役的爆发是必然的

一:贵州,四川两省对于播州的垂涎

从贵州,四川两省对于杨应龙截然不同的表态,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明代,播州行政隶属的划分,有过几次变动。每次变动,贵州,四川两省的意见都无法统一,甚至播州自己内部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其实原因也简单,大学士沈一贯和平乱将领李化龙在自己的上疏中分别写道:播中素称沃野,人人垂涎。其地东西南北可千里,西北堑山为关,东南俯江为池,林木蔚荟,田畴丰美,盖奥区也。

明白了吧,播州物产非常丰盛,不论是贵州,还是四川,谁要是拿到了播州,整个省的GDP就上去了。而且杨应龙的孝敬,也马上尾随而至。于公于私都能得利,自然要争取一番。地方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播州秩序的不稳,两省的扯皮,也把杨应龙推上了风口浪尖。

二: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

从建国始,明廷就非常重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对土司和土民的教育。明廷相应的举措有: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的公办学校;强制土司和头目的子弟入学;土司子弟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给予土民一定的入学优惠等等。甚至为了照顾西南地区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明廷专门在贵州,云南等地开设单独的科考,以为少数民族的子弟提供更多的取士名额。

这一系列的教化举措,使得土司地区的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数量开始逐年递增,并且开始对土司制度的落后,愚昧与残暴产生了反感。本身是播州土司制度内部的统治阶层问题,五司七姓却直接跑到贵州告杨应龙谋反,这个做法其实就已经很汉化了。而事实上,杨应龙在播州之役中,大量用生苗作为军事助力,也侧面证明了明廷在土司地区推广儒家文化的成功。播州之役的必然性里,文化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隐形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播州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明廷必须强力弹压

播州的地理位置,接四川,贵州两省。与贵州相邻的,还有云南,亦有云贵高原这一地理名称。一旦播州生乱,进入贵州的咽喉便被切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势必人心不稳,直接影响云南的安定。而云南本身民族问题复杂,又是当时大明之于东南亚诸国的地缘屏障,如越南,缅甸与大明关系错综复杂,云南一旦生变,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播州的安定与否,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决定了明廷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强力弹压。而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在播州之役爆发的种种偶然性中,又埋入了事态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朝史暮想断言,类似于播州之役这样的内部平乱战争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播州之役战后,明廷善后里的必然因素

平定杨应龙的叛乱之后,明廷的善后工作里,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些引发战局的必然因素的身影。

改土归流——播州被划分为两处,一为遵义,隶属四川;一为平越,隶属贵州。这下好了,贵州和四川都吃到肉了,以后也不会因为播州的隶属问题再“大打出手”了。

拆除工事——播州地区的关防险隘的所有防御工事都被拆除。也是,中央直接接管了,流官开始接任,还要那些东西干嘛。同时,也是宣示着中央彻底解决了播州的隐患,四川,贵州,云南诸省对于播州不用再有提放之心。

丈量田产——丈量田产的目的,是为了核算出播州农民土地的具体产出。并且根据产出,分出等级,收取高低不同的税赋。以前明廷向土司要点东西,多少还要藏着掖着,现在好了,一道政令下达,什么赋税啊,马匹啊,石材,木材啊,当地流官通通往上送,再也不用拘着了。

设立学校——这一仗一打完,原先偏远的土司地区,对明廷在当地开设学校非常抗拒的少数民族部族,都纷纷主动要求明廷开设学校。胜利的影响是深远的,起码在中央对土司地区的管控力和影响力上,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诸如此类的举措繁不胜数,亦侧面再次证明了播州之役爆发的成因中,有大量必然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从战役的结果来看,播州杨氏的覆灭,大明24万大军的征调,两百余万两军费的消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动荡和屠戮,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但是从维系国家的后方安定,加强中央对土司地区的掌控等角度,这却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