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军委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缩军,一派主张扩军

抗战八年,为抵御日军,中国曾深度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军事难题之中,那就是:究竟是该走扩兵之路呢,还是该走精兵之路?

最高军事机构“军委会”,自1939年至1944年,始终在为这件事情争议不休。其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是主张走扩兵之路的代表人物;军政部部长陈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等人,则是主张走缩军之路的代表人物。

1940年6月12日,军委会开会,白崇禧在会上提出:目前国军,每个师都有差不多三千人左右的缺额,全国军队的缺额,则高达七十万。白建议“师与师归并,以充实小单位”,并认为大约可以合并掉四、五十个师。如此,师的空额没有了,可以节省军费开支,同时也增强了每个师的战斗力。①

关于国军的缺额,白的说法并不算夸张。1943年戴笠曾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道:驻在云南的中央军各师长,都自称“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②这些师空额过半,比白崇禧的说法要严重得多。

徐永昌则在会上持反对意见,认为白崇禧这一建议,不切实际。徐的看法是:眼下各师存在缺额,合并后,缺额仍将存在。因为出现缺额的原因,第一,是“师团营连排班各长能力不够,各无能力统率其现有之大数量”;第二,是“军长督导不力与军政部补充欠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缩编后,短期内空额被补上了,长期而言,空额仍将再次出现。而且,徐永昌还认为,目前国军在抗日方面存在的困难,不是师太多了,而是师太少了,所以“不敷分配,如李仙洲奉令援鲁,一年半不能出发”。徐的建议是:按带兵官的统率能力的大小,将各师整编为“大小师”,能力强者带“大师”,能力弱者带“小师”,如此,不但缺额可以减少,师的数量还能增加二、三十个,以满足战场之需。③

徐永昌对国军“师团营连排班各长能力”的判断,其实是当时国军高层的公论。譬如,蒋介石就曾多次在军队高层内部讲话中,比较国军将领与西方国家及日军将领之间的差距,蒋明言:“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④从这个角度而言,徐的见解,也有他的道理。

类似的争论,在军委会内部始终没有停止过。同时,国军的膨胀也没有停止,至1941年夏,已从1937年开战前夕的170余万,锐增至500余万。鉴于军费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心腹干将陈诚,也不断劝说蒋介石缩军。陈诚的看法是:

“以我国家之人力、物力,究能否养此二百七十个师(注:1939年数据),实不言而喻。与其庞大无力徒耗国帑,反不若缩小充实,以求精锐。若能将集团军缩为军,军缩为师,师缩为旅,按级递缩,则节省经费必多。以此经费,用于装备之充实及特种部队之建设,则力量定必倍增。”⑤

1937年11月,上海废墟间的日军

八年间,几乎年年都制定了缩军计划,但每一次都是不了了之

至1940年底,军委会高层逐渐酝酿出一份《整军方案》,计划至少裁撤60个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极力反对。徐永昌在12月23日面见蒋介石,深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徐认为:如果真能缩掉60个师,那么,不如将这60个师的一半用来防备日军深入,另一半派到沦陷区去游击扰敌,以减少对川、黔各省壮丁的征召。徐还提醒蒋介石:我国交通不便,部队调动集中困难,所以在布防上,对部队数量的要求也会相应较高;情报显示日军次年春季将有大规模的行动,我方应有准备,缩军时机并不合适;且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乃是教育训练的问题,与编制、机构关系不大。⑥

受徐永昌意见的影响,原本倾向于缩军的蒋介石,其立场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整军与缩军不同,现阶段不能以缩减军队为整军之道。否则……有损无益,当谋充实各军为唯一要务也。”⑦

但缩军的念头,始终萦萦绕绕在蒋介石的心头。可以说,自1939年以来,几乎每一年,军委会都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制定整军、裁缩军计划。譬如,1941年的《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曾计划将全国现有的305个师,裁减为240个。1942年的缩军计划,曾提出要将全国军队缩编三分之一。但所有这些计划,最终都没有能够切实执行,国军的编制,至抗战末期,也终于膨胀至600万以上,空额则高达三成左右。⑧

年年缩军,为何年年缩不下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作为落后国家,其军队,无论是训练、编制、军官水平,以及内部运作,在战前都尚未实现近代化,要想抵御工业化强国的近代化军队的入侵,以量来弥补质的缺陷,是必然的路径。但量的提升,随之带来的,是对落后农业国的巨大财政压力。在财政压力下,当局又不得不回过头去考虑缩军。然而,在战争状态下缩军,向“精兵主义”转型,也是需要国力支持的,硬件如武器的配备,软件如军官的训练,都是成败的关键;而这些关键,恰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若勉为其难强行缩军,其结局,有可能非但实现不了“精兵主义”,反而引发战线的崩溃。所以,几乎每一次的缩军计划,都因战事影响而不了了之。⑨

1944年,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如此对与会将领说道:“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敌人一个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这样一比,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军人实在算不了是现代的军人,军队也不成其为现代的军队。这种比例数字给外国人看了,他如何不轻视我们?”⑩蒋的这番话,可谓对抗战真实面相最沉痛的总结。

1939年3月25日,参加南昌会战的国军某部战士在用餐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12日。②戴笠:《呈蒋中正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32.07.17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国史馆2011年。③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12日。④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P72—73。⑤陈诚:《函陈委员长蒋敷陈今后作战指导及军队部署意见》,1940年3月20日。⑥徐永昌日记,1940年12月23日。⑦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3日。⑧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 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P173-174。⑨其实,二战期间,主要交战国全部都在大规模扩军,苏联、美国的陆军高达800余万,德国陆军高达700余万。不同的是,美、苏等国的国力,足够支撑其军队的扩充。⑩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1944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