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5年2月至3月,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浙江镇海抗击法军的入侵。镇海之战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保卫了中国海域不受侵犯,是清军战胜外敌入侵的重要战役之一。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号称“海天雄镇”、“两浙咽喉”,正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明清以来多次遭到海上之敌的进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队运载远征军进犯浙江,曾大举攻击镇海,以舰炮摧毁甬江口两岸炮台并派兵登陆,两江总督裕谦投水殉职,镇海失陷。44年后,镇海海面又出现了侵略者的黑色战舰,这次来的是法国人。

中法战争爆发后,1884年10月23日,法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次年2月26日,宣布对华实行大米禁运,企图切断清政府的漕运。为打破法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清廷派出南洋水师援台舰队,途中遭遇远东舰队。石浦之战,南洋两舰被迫自沉,三舰逃往镇海。孤拔率领的法国远东舰队继续追击南洋剩余舰只,同时为执行大米禁令,前往长江口搜寻运粮船只。2月28日下午7时,孤拔率舰队抵达宁波镇海口外。

此时的镇海,自中法开战之后便高度警戒。甬江口西岸的招宝山与东岸的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清军在此依山势修建了大量炮台工事,北岸招宝山一带筑有威远、定远、安远等炮台,南岸金鸡山一带筑有靖远、镇远、天然、自然等炮台。

在镇海防御体制中,浙江巡抚刘秉璋负总责,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负责前线军事指挥,海防营务处薛福成负责协调。欧阳利见出身湘军水师,而握有实权的刘秉璋是淮系重臣,前线将领大多为淮系,让欧阳利见有被架空之感。好在薛福成兼有湘军与淮军的背景,在其中居间协调。

由于马江之战损失惨重,清廷下令沿海戒备,这些督抚大员对战争将会波及镇海早有预见。刘秉璋下令在江口用沉船构筑封锁线,只留下不到100米宽的一处航道以供出入,另在航道上密布48颗电发水雷。欧阳利见亲率达字营、健字营以及练军驻守北岸,记名提督杨岐珍率抚标军队驻扎南岸,守备吴杰负责守卫南北炮台,前沿兵力约5000人。镇海口无论是陆上兵力,还是水道工事,防御相当严密。

2月14 日凌晨,吴安康率领“开济”等3艘军舰摆脱法舰追击,来到镇海。三舰“黑夜进口,并不关照我处”,而“开济”入港时胡乱下锚,竟拉断了2 根海底电线,导致16 枚守口水雷失去维系,更是让镇海守军十分反感。

浙江巡抚刘秉璋对南洋水师军舰不请自来的行为也大为恼火,认为连累了浙江,痛骂南洋三舰“如鼠畏猫”,不去迎敌却躲进镇海。让薛福成致电曾国荃请求调回三舰。面对浙江官员的极力抗议排斥,曾国荃立刻电令吴安康率领3 舰北返江阴。

而欧阳利见认为南洋舰只的到来可增强镇海防御实力,并不完全排斥三舰,而且自己很难节制吴杰等淮系将领,有了这三舰也可作为可用之兵。吴安康率三舰原本已离港北上,因听闻法舰逼近,吓得又逃回镇海。此后,在欧阳利见坚持下,南洋三舰暂时留在镇海协助防御。

南洋这三艘军舰都是在 1884 年初刚刚下水,其中“南琛”、“南瑞”是由德国建造的新式军舰,各自装备8.2寸阿姆斯特朗炮 4 门,4.7 寸阿姆斯特朗炮 4 门,以及37 毫米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2 门等小口径炮。

“开济”为当时南洋水师最大军舰,装备有 210 毫米克虏伯炮 2 门,150毫米克虏伯炮 6 门,以及37 毫米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4 门等小口径炮。这三舰的火炮数量多、射程远、火力强,远超镇海炮台的那些土炮。欧阳利见认为,有南洋三舰的协防,将会极大改变甬江口火力薄弱的局面。

到达镇海洋面后,孤拔并不贸然进攻,3月1日当天他亲自乘吃水浅的“尼埃利”号驶近镇海口,详细观察港内的布防情况。到距镇海口1.5海里时,“尼埃利”依托一座小岛礁停泊下来,孤拔在这里用军用望镜把镇海口的炮台布置、港口拦阻工事,以及工事后面的南洋水师3艘援台军舰仔细观察了一遍。

镇海口内的军民紧急备战。此时,除了南洋水师援台3舰外,还有因为运兵原因在这里停泊的南洋水师“元凯”、“超武”两艘军舰。因指挥系统不同,在刘秉璋支持下,薛福成赶紧居中协调,他急电南洋大臣曾国荃,请求严令南洋军舰同心守御。并向前线总指挥欧阳利见建议镇海口各炮台严阵以待,等到敌舰靠近,再百炮齐发。

薛福成还利用中英旧约,要求英国保护与镇海遥遥相望的定海不受法国攻击。最重要的是,薛福成还吸取马江之战的教训,把港内所有外籍引水员全部收买,不让他们为法舰队进港效力。薛福成的谋略和眼界,远远超过同时代一般清朝文武官员。

薛福成原是曾国藩幕僚,后到苏州书局任职,曾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很快声名鹊起,被李鸿章揽入幕府,因此同时具有湘、淮两系背景。他作为李鸿章幕僚的一大功绩,便是识破并成功挫败英国人赫德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

清政府筹建海军,指定南、北洋大臣为主持者,分别是沈葆桢和李鸿章,身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却看上了总海防司的职务,企图将南、北洋水师的实权一手包揽下来。在他制定的海防司章程中,规定所有用人、支饷、造械各项要务均由赫德一人定夺,虽南、北洋大臣也不得干涉。

清廷的统治者昏聩无能,居然没有识破赫德的野心,就委任其为总海防司,全面负责筹划和建设新式海军。这项任命已由总理衙门行文通知,赫德以为木已成舟,大功告成。不料薛福成知悉了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上书李鸿章诉说利弊关系,并献上一计:可正式通知赫德,叫他专管海军筹建,辞去总税务司一职。赫德自然不肯丢掉他经营多年的海关这块风水宝地,于是任总海防司一事就此作罢。

中法战争后不久,薛福成因博学多才,熟悉洋务,受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为清朝外交利益多方奔走,1894年7月归国途中染病去世,此时距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只有5天。

3月1日下午2时15分,中法镇海之战正式打响。4艘法舰向港口逼近,吃水较浅的“尼埃利”号冲在前面。杨岐珍首先发现法舰,下令炮台炮击。招宝山炮台射出的一颗炮弹落在离“尼埃利”号舰体40米外的海中,弹片打断了几根桅杆支索。

此时,吴杰命令炮台开炮迎击。吴安康也不像之前“一见法船舍命狂逃”,命令“开济”、“南琛”、“南瑞”三舰协同开炮,一时间炮声隆隆。“尼埃利”号坚持不退,利用排炮回击,击中招宝山东北角炮台。

由于镇海口航道狭窄,两岸炮台严密,加上镇海口水浅,拥有重炮的法舰“巴雅”和“凯旋”号,只能驶到距炮台1800米左右。“尼埃利”、“梭尼”号即使贸然闯入,其炮火也无法摧毁两岸炮台,而南洋水师3舰的舰炮威胁最大。双方炮战了2个多小时,法舰见无隙可乘,只得撤退。

战后据清军称,有一法舰的船桅和烟囱被招宝山炮台炮火击中,炮弹折其头桅,横木下坠,压伤多人,还传出伤者中包括舰队司令孤拔,后因伤死于台湾澎湖。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孤拔在当天还给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发去电报,并未提及法舰被炮击严重损失和自己受伤的事,次日又发电报谈封锁,并无任何迹象表明他受伤严重。孤拔后来确实死于澎湖,但是因为疾病,而不是战伤。

初战告捷,但镇海守军不敢有丝毫懈怠。欧阳利见建议吴安康严加防备法军夜间用鱼雷艇偷袭。吴安康立即派出舢板 3 只,各配格林炮 1 门,洋枪 60 杆,在甬江口外彻夜巡逻。当晚,清军战报称法军派鱼雷艇2艘夜袭,被南洋三舰击退。而据法方记载并无鱼雷艇参战记录,此事至今还是一桩悬案。

自3月1日到6月11日法舰取消封锁镇海,镇海保卫战历时103天,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但南洋水师援台3舰和镇海军民一道同仇敌忾,发炮抗击,使孤拔4舰知难而退。尽管清军未能重创或歼灭入侵之敌,但从防御战的角度来看,没有丢失阵地就意味着胜利,哪怕是为此付出比对方更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镇海大捷”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一直无所作为的南洋水师援台舰队在镇海总算发挥了作用,拖住了法国远东舰队4艘主力战舰,进一步牵制了法方有限兵力。远东舰队对台湾海峡及中国长江口的封锁漏洞百出,根本无法阻止中国的南粮北运和援台之举。镇海之战的胜利,是当地将士同仇敌忾、联手抗法的结果。提督欧阳利见大年初一就来到前沿阵地,积极准备抗击,现存于招宝山威远城内的“永清四海”碑,金鸡山顶的瞭望台,他手书的“督师御敌处”碑,都是筹划战备和指挥战斗的见证。

而浙江巡抚刘秉璋的运筹指挥也可圈可点,他知人善任,让李鸿章亲信薛福成到海防营务处负责协调,使湘淮两军在战时大体保持合作,提前预防中法战争中多次出现的湘淮派系矛盾的发生。当然,后来论功行赏,很快出现欧阳利见弹劾吴杰,刘秉璋攻击欧阳利见的闹剧,好在这已是战后了。

统帅亲临前线指挥本是军事惯例,甬江口两岸的炮台、江口的沉船水雷、严阵以待的守军,也是防御海上之敌入侵的必要准备,如果福州的军政大员能像镇海这样准备充分,就不会有马江惨败的悲剧,这也更加衬托了镇海保卫战的难能可贵。当然,南洋的海上战斗也进一步表明,弱小的中国海军不是法国舰队的对手,这种实力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吨位和火炮上,还是全方位的对抗,指挥者的素养,水手的素质,即使按原定北洋水师的两艘战舰加入这次南洋作战,也很难改写战局。

不幸的是,镇海之战似乎是有清朝军舰参加的最后一场胜仗。10年后的甲午战争,南洋水师的“南琛”号战舰只能在捕捉走私船巴山号时显示存在,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两舰在黄海与日本舰队展开面对面的对决,此后却自我封闭在威海卫港内,最终迎来了定远自毁、镇远被俘的悲壮结局。

当时,已升任南洋水师提督的吴安康没有率舰队北上增援,有人认为是因为战舰老旧落后,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报复当年援台时北洋调走两舰的旧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吴安康于1895年4月3日在上海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