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中“道”指的是宇宙间的一切法则、道理。即“道可道非常道”。而并非是一般人通过字面意思所理解的“早上听到(或明白了)一个道理(或真理),晚上死了也可以(或行)。”

引言: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论语·里仁》的这一章在一些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沈祥源主编的《古代汉语》等)中未作任何注释。不作解释,可能是编者认为这句话字面意思都不难理解。我们在给大学生讲授这一章时,先让学生讲一讲自己对这一章的理解以作调查,发现学生基本上都这样解释这句话:“早上听到(或明白了)一个道理(或真理),晚上死了也可以(或行)。”如果进一步问“明白了(或懂得了)一个道理(或真理)就可以去死,这值得吗?我们愿意这样做吗?”学生这才意识到这样的理解是不合情理的。一个人一生要明白的道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明白一个就去死,那不知要死多少回。同时明白了道理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去做事。这句话杨伯峻《论语译注》也未作词语注释,只是译为:“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这跟一般人的理解基本上一致。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都有些想当然,细究起来又发现这样理解不合事理逻辑,本来是一句内涵丰富深刻的名言,这么一理解反而索然无味了。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这句话的内涵作进一步的探索。

释道和死:

  今天我们谈论人生观、价值观时常说“为真理而死”、“为正义事业而死”、这正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深刻内涵。这句话千百年来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知”和“行”的关系。《礼记》也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句可用一个“知”字概括,学习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知”的阶段上,而是要在“知”的基础之上“行”,即去做,去实践,达到“学以致用”。这样“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就应该理解为“早晨明白了‘道’,就立即按‘道’去做,即使晚上为它而死也可以(或死而无憾)。”杨伯俊的翻译没有揭示出“知”和“行”的关系,只是停留在“知”上,知道了就去死,不得其所。

  基于上面我们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解,对“道”和“死”作如下解释。

  先说死

  “死”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中是动词的为动用法,意思是“为……而死”。“死”的这种用法《论语》中还有几例。

  (1)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论语·宪问》)

  (2)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同上)

  第(1)例“死”后有宾语“之”,“死之”即“为之(公子纠)死”。第(2)例“死”后省略了宾语“之”,“不能死”即“不能为之(公子纠)死”。

  再说道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中“道”的第二个义项是“到达某种道德标准或思想标准的途径”,其书证即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孔子的道德标准,什么是“仁”,如何才能达到“仁”在《论语》一书中讲得很清楚,孔子甘愿为“仁”去“死”,决不会是为找到达到“仁”的途径去“死”。把“道”理解为“到达某种道德标准或思想标准的途径”,是讲不通的。

  《十三经注疏》把“道”解释为“好的政治局面”(即“有道”)。

  《十三经注疏》中“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章注为:“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疏为:“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这一理解应该说是合乎历史的,其中“死”不作“为动用法”讲。从《左传》、《史记》对孔子的记载以及《论语》一书中孔子的言行可知,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周游列国,不为做官,旨在行道。但是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君能够真正实行孔子的政治主张,他的“仁”的思想学说得不到统治者的贯彻执行、治国理想得不到实现,这是孔子一生最大的遗憾。他的有生之年无法看到“仁”道的实行,无法看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局面,即“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如果孔子能够看到他的“仁”的政治主张得到贯彻因而天下大治(即有道),哪怕是刚刚听到,他也会死而无憾了。这一理解应该说是合乎历史的,但这种理解都是就孔子自身的人格精神而言的。这句话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道”的含义远非止此。

  杨伯峻把“道”解释为“真理”,就今天这个时代看没有错,但孔子时代是不兴这么说的。一般人把“道”理解为“道理”,但是一般的道理不值得人们为他去死,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值得人们去为它献身呢?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解释词语,把词语放到具体的历史语言环境中去理解,即把“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放到《论语》这个大环境中去理解,也许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易·说卦》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儒家的为人之道就是“仁义之道”。历来统治阶级就是以“仁义之道”来治理天下的,正人君子也是把它当作修身立己的准则,“满口的仁义道德”。

  这样,“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就可以直译为“早上明白了仁义之道,晚上为它去死也可以。”

  句意阐释: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不是一般的“道理”、“事理”,而是特指儒家的“仁义之道”。懂得了仁义的道理,就应该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它,有时为了捍卫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孔子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话所包含的深刻的内涵。这一内涵从孔子的一生、从《论语》一书的思想精髓中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朝闻道,夕死可矣”重在“行”,即实践。

  一方面,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为的就是推行他的“仁政”。然而孔子的政治主张得不到统治者的采纳,不得已,转而讲学授徒,希望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通过他们去宣扬他的思想学说,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孔子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生去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实践他的道德理想,孜孜不倦,死而后已。“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话反映了孔子一生对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的执著追求。孔子为“道”而生,为“道”而死。

  另一方面,“仁”作为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跟孔子同时代的人没有被称为“仁”的。在孔子看来能够达到“仁”的都是古之圣贤:泰伯、文王、微子、箕子、比干、管仲。这些人的行为都关乎天下国家大计,关乎人民的生活疾苦。他评价一个人是否“仁”是重在其政治功绩的。但是,“仁”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是有高低之分的。我们可以自觉地加强自身修养,以“仁”的诸方面的美质要求自己,一步步的向着最高境界靠拢。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止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一个人只有勇敢地挑起“仁”这一重担,不断克制自己的欲望,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同时还要自觉地按照国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习惯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超越礼仪去行事,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坚忍不拔的走完这一艰难的过程,就一定能够达到“仁”的最高境界。(“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这一艰难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则是世世代代。“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说是孔子道德理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这个过程不会终止,只有不断的提高,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其次,“朝闻道,夕死可矣”强调牺牲精神。

  一个人有志于“仁”,他就会终身实践,毫无怨恨,毫无遗憾(“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为了追求“仁”的最高境界,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就是把“仁”看作最高的道德修养,且高置于生死之上。

  后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义”是“合理的事、应该做的事”。“舍生取义”就是为了正义事业,为了他人利益、全民利益、国家社会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仁”是人的内在本质,“义”是人的外在的行为,二者是统一的。知道了仁义的道理,就要终身实践它,甚至于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无怨无悔。

  孔子的“杀身以成仁”、孟子的“舍生而取义”正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话的最佳注脚。

  结语:

  《世说新语·自新》说周处年轻时凶狠强暴被义兴人称为“三横”之一。后周处有悔改意,但他怕光阴已虚度,最终无所成就。当时文坛有名的陆云说:“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陆云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劝浪子回头,只要立志向善,就不必担心美名不扬;一旦觉醒,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就下决心去做。周处最终成了忠臣孝子。以“知”与“行”的关系去理解“朝闻道,夕死可矣”就不会迷惑不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