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张载传》说:“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说易》,编入《张子全书》,现今读张载书的人很少,但是不少人对张载“四句”却耳熟能详,足见其影响之大。不过,若要问这四句的含义,可能许多人就不甚了了了。今年是张载诞生1000周年,值此之际,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学习“四句”的理解表述出来,与爱好者共商,以此作为对先贤张载公的纪念。

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说:“此宋道家中,首先提出一个宏大崇伟的人生理想的,是张横渠,张子由其宇宙论及人性论以建立人生理想论。”张载作为思想家之人生理想和宏伟抱负在其 “四句”中作为简括而全面的表述。

张载“四句”(学术界习称“横渠四句”或张载“四为句”),有两种文本:一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所收,文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宋《诸儒鸣道》中的《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张子语录》及明版《张子全书》所收“横渠四句”皆同此。

二是清代《宋元学案·横渠学案》所引,文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岱年先生以为,宋、明各本所载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为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常为近现代人所称引,笔者的阐释评议以后者为主。对“四句”先逐句阐释。

一、“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本于张载对《易传》的理解,本于他以为天地万物同为一气之变化,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复卦《彖传》说:“复,其见天下心乎。”这是说,从一阳复生中可见“天心”。所谓“天心” “天志”可以理解为天地(自然界)运行的规律或法则,亦即“天 道”。“为天地立心”,即是“与天地参”,休悟和揭示物质世界的法则。《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谓易”“天地絪缊, 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大地像男女交媾一样化生了人与万物,这是天地对人类的最大恩德。化生人与万物也就是“天地之心”。

故张载说:“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人须常存此心” “以此存心,则无有不善(《横渠语录》)冯友先生解释说: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因而人的心就是 “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限度, 使物质世界的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张载理解的“天地之心”, 即天地生成万物之德,即“天地之仁”。

《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但张载说的“天地之心”与此不同。《周易》同人卦《彖传》说:“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张载则认为:万有同属一气,天人之性,人物之性,本来同一,而物与我,内与外,本无间隔;但人习于以小我为我,遂以外物为外,唯大人(即圣人)能尽其心,“穷神知化,与天为一。”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圣人之所以能体察天地之心者,在于圣人之心能包纳天地万物,要为天地立心,就必须有圣人的心胸。张载“为天地立心”,是以成圣期许的,这是士人修进的最高境界。

二、“为生民立命”

此句,宋本均作“为生民立道。”孔子的道,即仁。孔子解释的仁是“爱人”(《论语·颜渊》)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何以“立于礼”?孔子说:“居处泰,执事敬,为人忠。”(《子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力行近乎仁”(《中庸》)。孟子则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关乎礼,有许多规范,合乎礼的行为就是义。张载所说的“为生民立道”,就是要复兴儒家的道,即仁、礼、义。”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横渠语录》)又说:“性者,万物之一 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惧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诚明》)此皆本孔孟之道而立说。以张载之意,生民皆能行仁、礼、 义,则“太平”之世不远也。

清人改“为生民立道”为“为生民立命”,实则更切合张载的学说。“立命”之论本于孟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仁,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讲的“立命”就是修身,等待天命。张载说的,“立命”则有所不同,他提出了 “义命合一”说和命遇有别说。他说:“义命合一存乎理。”(《正蒙·诚明》)这是说,人的命运的好坏与其行义不行义是一致的,这是天理。是他的“义命合一”说。但是在人们的实践中,一些行义的善良人并没有得到好报,这又怎么解释呢?张载用命遇有别说进行解说。他认为“命”与“遇”不同, 他说:“命禀同于性,遇乃适然焉。……行同报异,犹难语命,可以言遇。”(《正蒙·乾称》)张载遵“天命之谓性”(《中庸》语)的说法,认为性善性恶是天所受于的,行善得吉,行恶得凶,这是天理,是必然,是命;行善有得凶的,行恶有得吉的,这是偶然,这不是命,是遇。

张载又说:“天所自不能已者谓命。”“穷理尽性,则性天徳,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言其气也;语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简理得而成位乎大地之中也。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则天下必归焉;不归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与继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正谓天理驯致,非气禀当然,非志意与所与也。”(《正蒙·诚明》)张载在这里说:命里天也不可变不能变的常则,此即天理。张载说的天理高于天,所以被称为理学。 以天理而言,行善则吉,行恶则凶。他对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也做了很独特的解说。他说:“富贵在天”说的是天理,即缘于其行为的善恶。“死生有命”是说人的生死寿夭,缘于人的气质禀赋,与人的行为善恶无关。他又说,能得天理则有帝位,如舜和禹修德而有天下,这是命。然而孔子有德而无位,继世的君上有位而无德,这是遇不同。张载将命分为命与遇,实与儒家之学说有不合,显得有些牵强。但是在这种看似牵强,不合常理的学说中,却包含着积极的人生观和正义精神。诚如张载所说,他的这种“立命”观,“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依张载的学说,只要人能行义, 即使际遇不好,也能理得心安,也能有折归依。这种“立命”,是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坚持正义、勇于担当的精神,是特守正义不求报偿的精神。它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精神是相通的。有了这种生命的价值观,就可以为人类建造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从而安身立命。

三、“为往圣继绝学”

这里的“往圣”主要指古代的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特别是孔、孟。“继”是说要继承弘扬孔孟的儒学。但为什么称其为 “绝学”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张载以前的儒学史作一番梳理。

自秦始皇焚书、项羽又放火烧毁秦宫后,先秦圣哲学统大致已绝。汉初虽搜求典籍,所获有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官学,但经师们的经学已非孔孟之旨。当时官方采用今文经学,注疏支离蔓衍,已参与五行术学,带有严重的迷信思想。后谶纬之学兴起,经学被演为荒诞怪异之说,连董仲舒也大谈符瑞灾异。东汉章帝时,召集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经学进一歩宗教化、 神学化。东汉时,佛教传入,东汉末道教创成,趁着社会动乱,佛道之教迅速遍及朝野,其教皆否定现世,与儒学相悖。魏晋时,玄学风行,“以无为本”,崇尚虚无,标榜“不为物累,从南北朝到唐代,佛教道教之盛达到顶峰,并且贵族化,走向奢靡堕落,佛教讲人生为“空幻”,道教搞炼丹、服药,妄求长生不死。其时,朝廷实行“三教并用”政策,以图强化対人民思想的控制,佛道大有压倒儒学之势。唐高祖武德八年,论三教席次,竞以道、儒、佛排序。佛寺、道观均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占有大量募集钱财,形成了僧侣地主阶级。投靠佛门、道观的不劳而食者愈来愈多,对政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限制其发展。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三武一宗”的“灭佛”即是其例。但佛教势力已经坐大,禁之不衰。北周武帝命僧徒还俗,竟有三百万之众。沙门任道林竟公然与朝廷対抗,与朝廷交论二十余日,七十余番,可见佛徒势力何等嚣张。至北宋,太祖等仍迷信道教。就在张载出生之前,宋真宗妄信道教达到高峰,竟无耻地编造遇见神仙的谎言,并与道士、朝臣一起自导自演了几起自欺欺人的迎接神仙降天书的滑稽丑剧。北宋灭亡时,宋徽宗被金兵掳去时还穿着道服,可见其佞道的程度之深。对于佛道之弊,先后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有识之士进行了多次斗争,如东汉王充、魏晋南北朝时的范缜、裴頠、唐之狄仁杰、李峤、韩愈等,都有批判的论著或疏奏。北宋太宗继承隋唐科举制,以儒术治国,一批儒生入仕,参与朝政,纷纷指示佛道之弊,致力于复兴儒学,张载即是其中坚之一。在张载等宋儒看来,孔孟儒学经汉代经师注疏和玄、佛、道之冲击,早已断绝,故而才提出“为往圣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有两层含义:一是要继承弘扬孔孟儒学之正统;二是要批判清除佛、道之学的流毒,复兴儒学独尊的地位。张载提出一气说,批判玄学虚无之论及老子“有生于无”之论,他说:“知虛空即气,则有无。……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正蒙·太和》)张子又深恶痛绝地批判佛教。他说:“其(佛教)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诚明》)张载在此指出佛教之毒在于否定世界,否定人生,由此也否定文化,张载沉痛地说“自其说识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之门墙”“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徳所以乱。”(《正蒙·乾称》)张载也抨击道教。如说: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仁,二者虽有间 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指出道教妄求长生也是有悖天道的。天道是万物有生有死。张载反对佛道,正所以继承发扬儒家圣学。张载一生著书宏道,四处讲学,致力于重振孔孟之学,实行了他的宏志。不过,如劳思光所指出的,宋代儒学阐发的并不完全符合孔孟的心性之学。张载之学多从《易传》《中庸》入手,建构其宇宙论和形上学,而《易传》不尽出于孔门,《中庸》为汉人所著,都不能称为圣学。当然,这不是张载一人的倾向,宋儒皆有此倾向。但是,古今中外,凡以“继绝”、复兴为号召者,皆借复古而创新。张载、程颢、朱熹等所复兴的儒学补称“理学”,实是一种新儒学,张载所继的“绝学”,则为新儒学之一派。

四、“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语出《庄子》。《庄子·天道》说:“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太平”就是至治的社会。“为万世开太平”,是指依照儒家仁政思想实行德治,就可以开创迎往万世太平的理想道路。人类理想的社会,中国古代有《礼记·礼运》所说的 “大同”,《易传》有“保合太和”。《大学》讲“格物,致和,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就是要使天下大治,也就是“开太平”。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西哲也有其理想社会以,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斯的乌托邦。马克思也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类就有了奋斗目标。即使它在很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实现,但人们总会不断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会不断逼近这个目标。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意义,应该也就在这里。

张载的“四句”是他学术思想的概括,也是对他人性理想的表达,是他对儒士提出的最局宗旨。这四句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句“为天地立心”,讲天人合一的天道观,第二句讲民胞物与的人道观,第三句讲其继承宏扬儒家先圣修进之学,笫四句最后达成开启通往天道、人道合德至高境界的道路。

有人说,张载“为生民”所立之道,是维护封建等級制和宗法血 缘关系的道。因为他说过“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经学理窟·礼乐》)“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 知秩然后礼行。”(《正蒙·动物》)“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盖知所本。”(《经学理窟·诗书》)必须承认,张载的原意的确如此,他毕竟脱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张载这四句话的内涵在客观上已经突破了其本意。《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说:对待祖国传统文化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依据党中央“决定” 精神,对张载四句,我们完全可以阐发其新的思想价值,赋予其新的含义。比如说“为天地立心”,可以理解为:探索物质世界的规律;“为生民立命”,可以理解为:为保障人民的权益尽心尽力;“为往圣继绝学”,可以理解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万世开太平”,可以理解为: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当今,张载的四句常常被引用,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将它作为对青年友人的训词;于右任、郭沫若、张岱年等著名学者曾以之作为题词内容;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在讲话中援引,中国文化书院以其为校训, 无疑,他们都是在赋予四句以新的含义的前提下引用“四句”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张载的四句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爱国爱民的情怀,体现了他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志向和自信心,体现了他们实现人类理想敢于担当的历史使命感,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崇髙的精神境界。现在有很多人把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奉为圭臬,但这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信条,它缺乏的是为民众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心,与张载的四句是“成不独成”的思想相比,高下立见。张载的四句才是学人的最高宗旨。